假我韶光数十载 更将硕果献尧天——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

形象思维，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。又称艺术思维。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。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，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，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。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，但都是学术性的。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，把它当作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”来批判，说它是“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”，是“某些人进行反党、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”。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，明显体现了“文革”前夕的特殊气氛。此外，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“不用抽象、不要概念、不依逻辑”，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。

人们知道，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，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，不主张简单说理的。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，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，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：

诗要用形象思维，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，听以比、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。赋也可以用，如杜甫之《北征》，可谓“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”，然其中亦有比、兴。“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”，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”。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。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，一反唐人规律，所以味同嚼蜡。以上随便谈来，都是一些古典。要作今诗，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，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，古典绝不能要。

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，并主张“要用形象思维方法”，所以，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，他就注意到了，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。看来，毛泽东是明显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。他说“不大好懂，没看完”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。

1978年1月，《诗刊》发表《毛泽东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，加在霍松林头上的种种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机会。此时，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动笔了!

1979年，《文艺研究》第一期发表了郑季翘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》一文。文章不仅继续为发表于1966年《红旗》上的那篇文章辩护，而且采用无限上岗上线的一贯做法，用政治帽子压制学术研究。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，文艺界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，必将夭折。

当时，随着对“黑八论”的平反，全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时任《陕西师大学报》主编，后任陕西师大党委书记的谢振中先生走进霍松林家，力邀他为学报第4期撰写一篇关于形象思维的长文，在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中拨乱反正。当时，距师大学报第4期的发稿时间已仅剩下八天了!

那时，霍松林才刚刚获得彻底平反，各项知识分子政策尚有待落实，家中仍可说是“蜗居”。没有科研条件，他白天就全天伏在平房后院内的一张小饭桌上奋笔疾书，晚上则“焚膏油以继晷”，每天的写作时间都在十六小时以上。八天之后，一篇题为《重谈形象思维——与郑季翘同志商榷》的两万多字的长文面世了!学报编辑部立即拿去排版!这篇文章，不但旁征博引，对形象思维理论重新进行了全面、深入的阐发，而且鞭辟入里，对“文革”以来反形象思维的种种谬论及其危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，反响极大。

全国著名美学家、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给霍松林来信说，读君作，“大有暑天饮冰之感!”记得事后有人称赞道：“霍先生就是脑子灵，笔头子快。”但是，他的家人都清楚，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当他被造反派轮番批斗、抄家、游街时，当他被放逐到泾阳农场牧羊时，霍松林早已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这篇文章打腹稿了。这篇文章，霍松林已在胸中整整写了十年!

“形象思维”在当代中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。当它处于学术争鸣的范围内时，是学术民主、思想解放的良好时期;当它溢出学术范畴，演变成敌我性质的政治斗争时，也正是学术尊严、真理良知遭受践踏的非常时期。今天反思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前事不忘，后世之师。(蒋鹏举《霍松林先生与上世纪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论争》)

如今，关于“形象思维”的论争已经尘埃落定，是非曲直早已有了公论。回忆当年因为学术争论而横遭迫害，霍松林先生对往事仍然了了在目，只是在平静的语气中，还隐隐透露出当年那场论争的激烈。

巨钟重铸振唐音 一代骚坛唱大风

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学，秉性爱诗，从十五六岁就沉潜于诗词创作，大学时代从师于著名诗人汪辟疆、胡小石、陈匪石、卢冀野诸先生，并受知于于右任先生，诗名远播，饮誉骚坛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霍松林始终没有间断诗词创作。1988年，他把陆续搜集到的旧作和抄家后的新作编为《唐音阁吟稿》，约600首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随后，台湾百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用繁体字直行排印出版，改名为《唐音阁诗词集》。

《吟稿》共收诗6卷，词1卷，其中诗约530首，词44首;在各体诗中，五、七古近百首，五律50余首，七律100余首，五、七绝280首。

从表现内容看，举凡国计、民生、亲情、友情、个人际遇与感受，乃至山川胜迹，无不纳入作者视野，而其中最为突出的，乃是对民族历史行程和个人际遇的反映。从艺术特点看，《吟稿》诸作或激情奔涌，雄放不羁，或深沉浑厚，境高意远，或含蓄蕴藉，一往情深，具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。(尚永亮《浩气由来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——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》)

正如程千帆教授所说：“松林之为诗，兼备古今之体，才雄而格峻，绪密而思清”，卓有众体兼擅的大家气象。

刘君惠先生在为《唐音阁吟稿》所作的序中说：“松林游嵩山少林寺有‘巨钟重铸振唐音’之句，尤昭昭然自明本志矣。松林之标举唐音，在《吟稿》中累累申其旨趣：‘须抒虎虎英雄气，要鼓泱泱大国风’，此松林所以颂唐音也;‘论文今始窥三昧，管晏经纶稷契心’，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;‘翡翠兰苕虽可爱，还须碧海掣鲸人’，此松林之审美观，亦其诗境也;‘立志仍须追稷契，传薪岂必效黄陈’，此松林对诗歌发展史之卓识也。举此数端，可以概见唐音阁诗学之指归矣。”

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诸如屈原、杜甫等不少伟大诗人，用自己充满激情的诗笔记录民族的灾难、社会的变迁，代万民发心声，为时代做诗传。霍松林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专家，他清楚了解这个道理并深有体会。因而他的创作也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，这从他诗作的题目中就能看得出来。如《芦沟桥战歌》、《哀平津，哭佟赵二将军》、《闻平型关大捷》、《八百壮士颂》、《惊闻南京沦陷，日寇屠城》、《喜闻台儿庄大捷》、《惊闻花园口决堤》、《欣闻日寇投降》、《解放次日自南温泉至重庆市》、《“文革”书感》、《“文革”中潜登大雁塔》等等。时代造就了诗人，诗人也以他的诗作为时代的进步、为国家的富强、为民族的振兴而呐喊、而讴歌。而且，这些作品，一如历代杰出诗人的优秀诗篇一样，总是充盈着真实、饱满、充沛的感情。(刘锋焘《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5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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